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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德战争刚一爆发时，德国方面抱着极大的自信，天真地认为能够复制他们在波兰和法国战争中的迅速胜利，预计只需三个月时间就能彻底征服庞大的苏联。然而，当战场上首次出现苏联的T-34坦克时，德国军官们震惊地发现，自己面对的苏联装甲部队，其装备水准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，甚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
德国人不禁回忆起二十年前的情景：一战期间，俄国军队连基本的步枪配备都做不到人人一支，装备极为落后。令人费解的是，经历了二十年几乎闭关锁国、极度孤立的苏联，为何能发展出如此先进且令人生畏的坦克力量，傲视当时的世界军事水平？
展开剩余88%战争结束后，那些败北的德国将领终于不得不心服口服地承认，他们被击溃的根本原因，是源于所谓的“斯大林模式”。这个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、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强大的重工业基础为核心，成为后来人们对这一时代苏联最深刻的印象。
“斯大林模式”不仅赋予了苏联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能力，还缔造了一套极端集权的政治管理体系。在这种模式下，整个苏联仿佛变成了一个庞大的“超级兵营”，不断源源不断地输出人力和装备，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压垮了凶猛的纳粹德国。
然而，尽管斯大林的苏联赢得了二战胜利，但“斯大林模式”在今天的历史评价中，绝非褒义词。人们在回顾苏联解体时，往往将其根本原因归咎于这一模式本身的先天缺陷。客观来看，苏联后期的经济头重脚轻，重工业的极度偏重与“斯大林模式”密不可分。
此外，“斯大林模式”对苏联造成的伤害远不止于轻重工业结构失衡。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，斯大林推行了“城市领导农村”的政策，农村在最初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成为被剥削的重灾区。由于苏联官方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极低，而每年粮食征购量却不断攀升，这种政策导致农村经济极度恶化，最终引发了多次严重的大饥荒。
为了遏制由政策失误引发的社会舆论反弹，并进一步巩固自己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，1933年大饥荒之后，配合“斯大林模式”的“大清洗”随即展开。自1936年起，这场大清洗波及苏联社会各个层面，尤其对红军打击惨重，几乎摧毁了红军的高级指挥体系，造成严重的指挥真空。
与此同时，大清洗造成了庞大的受害者群体，这些人的遭遇在后来成为赫鲁晓夫猛烈批判斯大林的重要依据，其中一些受害者的后代甚至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。实际上，斯大林早在掌控苏联初期，就已或多或少预见到“斯大林模式”会带来诸多困境，但他最终依旧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道路。
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，“斯大林模式”不仅是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，更是被四面楚歌、深陷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。在斯大林时代初期，苏联所面临的外部环境，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险恶和复杂。
虽然协约国最终赢得了一战，但俄罗斯因提早退出战争，所承受的创伤远甚于战败国德国。然而，在这般局势下，苏俄不仅没有迎来稳定，反而陷入多国干涉的乱局。经历国内战争洗礼的苏俄政权深知，自己是孤立无援的“社会主义孤岛”，随时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。
正因俄国内战的惨烈，列宁和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高层过度夸大了这种威胁，建立初期的苏联极度警惕外部世界，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视为潜在敌人，周围没有一丝可信赖的盟友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苏联的首要任务从未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，而是保全自己这来之不易的政权生存。
苏联领导层深信，尽管俄国内战已经结束，但资本主义国家随时可能发动新的战争。事实上，在20年代，苏联持有这样的极端观念并不令人意外。国际秩序由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掌控，而苏联不仅与英法意识形态对立，且起初未被允许加入国际联盟，直到1925年才开始被逐步承认，并在1934年才正式获得联盟席位。
在斯大林权力逐步稳固的20年代，苏联依旧没有摆脱多国干涉的阴影。即使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，英法对苏联的歧视态度也丝毫未减。与此同时，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公开签署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，明确意图摧毁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——苏联。
因此，二战前的苏联如同一只受惊的猎物，任何外部风吹草动都足以引发其高度警觉，担忧是否是下一轮战争的前奏。事实证明，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，1941年德国如约发动侵苏战争，正是对苏联生存的最大威胁。
从结果来看，苏联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，而“斯大林模式”带来的强大重工业基础，正是最终击败德国的重要保障。但斯大林坚持走这条路的原因，远不止对外界的“被害妄想”，他在执政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经历，也造就了他极度偏执的性格。
斯大林这个名字本意为“钢铁”，但他意志的坚韧远不如外界想象般坚定，反而充满了对权力的深深不安。其性格缺陷，一半源自早年革命时期的残酷经历，另一半则是政治斗争中尔虞我诈的毒害。
1907年，斯大林为凑齐革命经费，策划并领导了一次银行抢劫。意外的是，虽然他将所得的25万卢布全部上缴组织，但外高加索地区的革命团体却以违纪为由将他开除党籍。那时，斯大林的妻子感染斑疹伤寒急需医疗费用，失去组织工资的斯大林陷入困境，最终无力救治，亲眼目睹妻子因贫困病逝。
这一事件未摧毁斯大林的革命意志，却埋下了他日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根源。在之后的革命历程中，他无所不用其极地绑架、暗杀和抢劫，为俄国革命胜利做了大量肮脏的工作。这些手段为他赢得了列宁的认可，并在1922年当选为俄共中央总书记。
尽管如此，该职务当时尚非最高权力中心，而列宁本人也多次对斯大林蛮横的作风表示不满。没有列宁的支持，斯大林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。为了巩固地位，他在列宁去世前与多名高层领导人结盟，共同对抗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。
列宁在遗嘱中特别建议：“同志们要设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，换上别人。”这让斯大林对同期的苏联领导人充满深深的不信任感，认为任何一位与自己权力接近的人，都可能利用这个理由将自己赶下台。
因此，列宁死后的权力斗争中，斯大林虽频频结盟，却始终无法真正放下戒心，与任何人分享权力。在他的安排下，托洛茨基、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苏联早期领导人相继被排挤出核心权力圈，且无一幸免于后来的大清洗。
其中与他矛盾最深的托洛茨基，为躲避斯大林的追杀，逃往地球另一端的墨西哥，最终仍未逃脱刺杀，1940年死于刺客冰镐之下。如此惨烈的清洗带来了严重后果：斯大林虽然实现了极端集权，却孤立无援，身边无真正支持者。
同时，严酷的清洗使得无人敢对斯大林的决策提出异议，所有有影响力的反对者都被肃清，低层次的异见者则永无翻身之日。结果是，斯大林在推行政策前，无法准确评估其负面影响，一旦决策出现偏差，问题必然积重难返。
但斯大林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既因内心的深刻不安全感，也因为清楚苏联在国际上备受怀疑。他心目中，苏联的唯一使命就是挺过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发动的战争，为此一切牺牲都在所不惜。
在这念头驱使下，他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极端集权体制，即“斯大林模式”。这一模式并非健康的经济体制，苏联几乎完全切断与外部经济的正常交流，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优先保障军事装备和战斗力的提升。
如果长期和平得以维持，这种忽视民生的模式必然自内部分崩离析，最终成为失败的实验。但苏德战争爆发，给了“斯大林模式”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。至于斯大林如何借助这场战争实现逆转，我们将在下期继续探讨。
参考文献：
陈梦雅《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评价与启示》
韩佩轩《“斯大林模式”视角：“苏联兴衰”的哲学反思》
高歌《苏联的外交战略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影响》
霜木《1939年斯大林“联盗防贼”的外交》
亚·季诺维也夫、马维先《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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