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宰白鸭”是指清朝富人或权贵在犯下重罪后，支付重金让贫穷百姓代替受罚的做法。这些替罪者多为无力反抗的底层民众，称为“白鸭”，因其如待宰的鸭子般任人摆布。这一现象在乾隆年间（1736-1795）尤为猖獗，尤其在福建漳州、泉州等地，每年因此枉死的案件多达百余起。
在清朝乾隆年间，福建漳州的一个偏远村庄里，住着李小宝一家。十六岁的李小宝是家中长子，身体瘦弱，常年在田间帮父母干活。他的父母是普通的佃农，租种地主的薄田，靠微薄的收成养活一家七口。村里的税收繁重，地主催租毫不留情，家中常常连粗粮都难以保证。
李小宝的童年没有学堂的书声，只有无尽的劳作与饥饿。他的姐姐在十岁时被卖给邻村做童养媳，弟弟妹妹们因营养不良而瘦弱不堪。父母日夜操劳，父亲每日清晨挑着破旧的扁担下地，母亲则在昏暗的土屋里缝补衣物，试图为孩子们多留一件蔽体的衣裳。生活的重担让这个家庭喘不过气，债务如山，地主的威胁如影随形。
某日，一位衣着华丽的陌生人来到村里，自称是城中富户的管家。他找到李小宝的父亲，提出一笔交易：城里一位富家公子因斗殴致人死亡，急需有人顶罪。若李小宝愿意认罪，富户将支付五十两银子，足够一家人还清债务并维持数年生活。小宝的父亲愣住了，手中的锄头滑落，尘土飞扬。他低头沉默，眼中闪过挣扎。
展开剩余77%母亲闻讯后泪流满面，试图阻止丈夫，但父亲低声说：“若不如此，全家都要饿死。”那一夜，家中没有灯火，只有父母低声的争吵和叹息。小宝在角落里听着，明白自己的命运已被决定。他虽年幼，却懂得家中的困境，默默接受了这一安排。
次日，管家再次登门，带来银两和一纸供词。小宝的父母接过银袋，手指颤抖，泪水滴落在布袋上。他们将小宝叫到身前，母亲哽咽着叮嘱他记住供词。小宝低头不语，被带到富户家中，管家反复教他如何在公堂上认罪，细述如何在争斗中失手杀人。他被押往县衙，村里的乡亲们站在路边，窃窃私语，无人敢出声阻止。
李小宝的家庭背景代表了清朝底层百姓的普遍处境。乾隆年间，表面上的“盛世”掩盖了底层的苦难。官府的苛捐杂税、地方豪强的压迫，使得农民的生活如履薄冰。许多家庭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卖儿鬻女，甚至参与“宰白鸭”这样的交易。小宝的父母并非冷血之人，他们的抉择是贫困与绝望的产物。然而，这种选择却将无辜的少年推向了死亡的深渊。
李小宝被押到漳州县衙，面对县令陈鳌的审讯。陈鳌是清朝中期的一位地方官，以清廉著称。他在审案时注意到小宝的供词过于流畅，受害者的伤痕显示是多人所为，而小宝瘦弱的体格显然无法造成这样的伤害。陈鳌怀疑其中有诈，单独审问小宝，试图查明真相。
小宝起初承认自己是替罪者，富户支付了五十两银子给他的家庭。陈鳌震惊，立即下令调查。然而，富户早已买通县衙的胥吏与捕快，证据被篡改，证人被收买。富户的后台是当地一位有权势的乡绅，与知府关系密切。知府派人传话，要求速速结案，以免节外生枝。
陈鳌迫于压力，只得将小宝重新押回公堂。小宝在第二次审讯中改变了口供，坚称自己是凶手，供词分毫不差。陈鳌再三追问，小宝只是低头重复认罪。最终，小宝被判死刑，秋后处斩。
在牢房中，陈鳌最后一次探访小宝，试图劝他翻供。小宝表示，若翻供，父母将受富户报复，家中已用掉银两，他只能以一人之死换全家生计。陈鳌听后沉默，眼中满是悲哀。行刑之日，小宝被押上刑场，秋风萧瑟，刀光一闪，他的生命就此终结。
“宰白鸭”的现象在清朝并非个案。《庸闲斋笔记》记载，福建漳泉二府每年有百余起顶罪案件，富户以重金收买贫民代为受死。陈其元写道：“福建漳泉二府，顶凶之案极多，富户杀人，出多金给贫者，代之抵死，虽有廉明之官，率受其蔽。”这种现象在广东潮州、惠州等地也极为普遍，沿海地区的宗族械斗频发，富户常以金钱摆平命案。
贫穷家庭的父母在生存压力下，接受银两让子女顶罪。五十两银子在当时足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，但代价却是儿女的性命。这种交易不仅摧毁了家庭，也泯灭了人伦。父母的抉择虽出于无奈，却让无辜的孩子成为权贵的牺牲品。
清朝的司法腐败加剧了这一现象。地方官为了政绩或贿赂，往往对“宰白鸭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即使有清廉官员如陈鳌，也因权势的阻挠难以伸张正义。乾隆帝曾多次下令严惩顶罪行为，但地方官与富户勾结，使得禁令形同虚设。
李小宝的死并未引起波澜，类似的悲剧在清朝司空见惯。陈鳌因不忍见无辜者枉死，辞去官职，将此事告知儿子陈其元。陈其元在《庸闲斋笔记》中记录了这一案件，感叹道：“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！”他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见证。
“宰白鸭”现象在清朝持续蔓延，尤其在乾隆后期至光绪年间（1736-1908）。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地区因宗族势力强大，械斗频发，富户常以金钱收买贫民顶罪。史料显示，仅漳州、泉州两府，每年就有数百起类似案件。
另一著名的“宰白鸭”案件发生在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的河南镇平县。捕快胡体安表面上是官差，实则是个臭名昭著的盗贼。他白天巡街，夜晚入室抢劫。一次，他抢劫了一户富商之家，受害者凭借人脉将官司告到河南巡抚涂宗瀛。
涂宗瀛下令严查，胡体安决定找人顶罪。他选中了自己的家童王树汶，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。胡体安许诺给王家五十两银子，并保证不会判死刑。王树汶的父母因贫困同意了交易，将儿子送往县衙。
镇平县令马翥收受胡体安的贿赂，草草定案，上报南阳知府任恺。任恺转报河南按察使麟椿，麟椿交至涂宗瀛，最终送至刑部。刑部因胡体安罪行恶劣，判王树汶“斩立决”。王树汶得知将立即处死，在公堂上喊冤，揭露了胡体安的阴谋。
此案震惊朝野，最终上达慈禧太后。慈禧下令彻查，涂宗瀛亲自复审，查明真相。马翥、任恺、麟椿等多名官员因受贿被革职，胡体安被处死，王树汶得以幸免。这起案件的曝光震慑了一部分贪官，但“宰白鸭”现象并未彻底消失。
“宰白鸭”的根源在于清朝的司法腐败与社会不公。买官卖官的风气使得官员为收回成本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。百姓生活困苦，迫于生计只能出卖子女。更有甚者，在灾区，饥民甚至“易子而食”，交换子女食用，以避免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。这种人伦悲剧，凸显了清朝社会的道德沦丧。
尽管胡体安案让部分官员受到惩处，但“宰白鸭”直到清朝灭亡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李小宝的父母用五十两银子还清债务，勉强维持生计，但内心的愧疚如影随形。他们再未提及小宝，家中也再无欢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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